文史研究 | 洪武初东昌知府魏潜及政绩考略

作者 | 耿振军

明朝建立后，朱元璋改东昌路为东昌府。洪武初年，何人担任东昌知府？目前我查阅了几种不同版本的《东昌府志》发现，洪武二十五之前的东昌知府均失载。后查《明太祖实录》，其中记载，“洪武四年（1371）五月，以魏潜为东昌知府。”在阅读宋濂《文宪集》时，又发现《送魏知府起潜复任东昌序》一文，方知魏潜连任两届东昌知府（每届三年），政绩显著，深受百姓的欢迎和爱戴。

魏潜，一名起潜，字源启，浙江桐庐至德乡白石庄[今浙江省桐庐县瑶琳镇东琳村]人，元至正二十六年（1366）丙午科登张栋榜进士，历任尚宝寺丞、山东东昌府知府。他与宋濂是同乡，又同在翰林院为官，交往甚厚。宋濂是元末明初著名政治家、文学家、史学家。至正二十年（1360），朱元璋请宋濂为儒学提举，兼任世子朱标的师傅，并修撰起居注。后朱元璋设礼贤馆，宋濂入馆任职。在与魏潜同在翰林院为官时，魏潜请求这位文章大家为自己的曾祖父魏新之撰写墓志铭，宋濂特别仰慕魏新之的才华，欣然从命。在文章中，宋濂不仅对魏新之做了很高的评价，还特别指出了自己与魏潜的关系：“洪武三年（1370）秋八月，京畿多士较艺于乡闱，予时被旨与魏君潜与闻考试事。既入院，复同馆舍，每阅卷相与共论定，所见颇吻合”[明▪宋濂：《文宪集》，卷八]。

洪武四年（1371），魏潜任东昌知府，三年政满，因政绩优异，顺利通过考核，洪武八年（1375）复任。为了送这位好友走马上任，宋濂为之写下了《送魏知府起潜复任东昌序》，热情地讴歌了其在东昌的所作所为。仔细研读宋濂这篇文章，我们可以看出，魏潜在东昌府的政绩是非常突出的。

首先，“给舟车刍粮”，为朱元璋北伐供应粮草。元末明初，东昌府正当燕齐要冲，地理位置非常重要。元代会通河疏通后，运河成为南北交通大动脉，这里即成为京师之咽喉。元朝在此设东昌路总管所，置重兵镇守。洪武元年二月丙午（公元1368年2月23日），征虏副将军常遇春率师自济南取东昌。公元1368年3月1日，常遇春率兵攻克东昌。此后，东昌成了北进灭元的“前敌指挥所”。“庚申（公元1368年3月8日），大将军徐达檄济宁运粮一万石、徐州二万石俱赴东昌”[ 《太祖实录》，卷三十]。七月丁酉（公元1368年8月12日），“大将军徐达檄都督同知张兴祖、平章韩政、都督副使孙兴祖、指挥高显等，将益都、徐州、济宁之师会于东昌。”[ 《太祖实录》，卷三二]。闰七月己酉（公元1368年8月24日），“大将军徐达等师次临清，遣人诣东昌趣都督同知张兴祖等以师会”。八月乙（己）卯（公元1368年9月23日），“遣人诣东昌，诣平章韩政分兵守陵州”[ 《太祖实录》，卷三四]。韩政，河南睢州人，洪武元年（1368）授荣禄大夫，山东行省平章政事，驻东昌，二年（1369）封东平侯。后练兵于临清，十一年（1378）卒，追封郓国公[ 《太祖实录》，卷一一七]。

洪武三年（1370），明军第一次北征大漠。洪武五年（1372）正月至十一月，明太祖朱元璋又命徐达对北元进行征伐。徐达十万大军屯驻州境达数月之久。兵马未动，粮草先行，此时的后勤供应成了各地最大的任务。魏潜出任东昌知府时，恰值“大将军徐公统十万雄师北征漠北，屯驻州境者三月。起潜给舟车刍粮，皆无乏绝”[ 明▪宋濂：《文宪集》，卷八]。可见，作为知府的魏潜积极地配合徐达的军事行动，组织人马和舟车，给部队运送粮草，很好地完成了上级交代的任务，为北征立下了大功。

其次，医治战争创伤，抚辑创残之民。元末明初，多方势力在此角力，硝烟四起，东昌府饱经战争之苦，满目疮痍，人民无法生活下去，只有揭竿而起。仅至正元年（1341），山东、河北、湖广等地就发生了百余次人民反元起义。其后十余年，特别是刘福通的红巾军与元军在两淮、河南、山东、河北等地决战，给当地带来了深重的灾难。在东昌，先是元军与“红巾军”展开的“拉锯战”，后是朱元璋大规模的北伐。至正十七年（1357）九月，元顺帝命纽的该加太尉，总诸军守御东昌。当时田丰奉毛贵之命率兵来攻东昌，被纽的该击退。至正十八年（1358）二月十八日，纽的该听说田丰再次领兵逼近东昌，于是带兵弃城而去。田丰于至正十八年（1358）二月二十日占领东昌。至正二十一年（1361）六月，元将察罕帖木儿率兵从山西出发东征，七月三日，即公元1361年8月1日，攻克东昌。是月，收复冠州[ 今山东省冠县]。八月，东昌杨诚等皆降。于是东昌路官署所在地聊城又被元军掌控。至正二十八年二月十二日，即公元1368年3月1日，常遇春率兵攻克东昌，元守将申荣、王辅元战死。《明史•徐达传》说：“遇春下城邑不能无诛戮，达所至不扰”[ 淸•张廷玉等：《明史》，卷一百二十五]。战争给东昌带来的是血腥的记忆和无尽的创伤，魏潜上任之初，便将抚辑创残之民作为主要任务，安抚民心，重建家园，恢复生产，深受当地人的欢迎。[ 参见范景华：《聊城居民之来历》。]

再次，防灾减灾，发展生产。由于当时黄河、淮河多次决口，使中原之地，淹没州城、村寨甚多，漂没民居无算，死亡百姓无数，村庄城邑多成荒墟。据《元史》载，仅元朝末年的雨旱灾，山东19次、河南17次、河北15次、两淮地区8次。至正元年到二十六年（1341-1366），几乎每年都有特大洪水泛滥。元末中原地区不但水患严重，大蝗灾也频频而至，从至正元年到二十五年（1340-1365），大蝗灾计有十八九次。山东、河南多地出现“民食蝗，人相食”的惨状。同时，危害极大的瘟疫又多次流行于河南、山东、河北、陕西以及南方诸省。面对这种情况，魏潜带领当地居民，积极防灾减灾，取得了一定的成效。宋濂说，东昌府邻郡蝗灾大集，庄稼被破坏的非常严重，而东昌郡没有受害，这不能不说是魏潜的功劳。

正因为魏潜恪尽职守，爱惜民力，当他第一届任满回朝时，老百姓才争相“攀辕卧辙，有至泣下者”；当听说他又重回东昌任职时，“垂髫之童群然迎拜马前”，“黄发鲐背之翁，宽衣博带，相与聚首”；老百姓“箪食壶浆，争迎于道周”；“岩谷之士，方外之徒，闻起潜之至”，皆欢欣鼓舞。[ 参见明•宋濂：《文宪集》，卷八]

另外，魏潜在任之时，恰逢陈镛在东昌府大展宏图之时。洪武四年（1371）六月甲辰，朱元璋下令置“平山卫于山东”[ 《明太祖实录》，卷六六]，地址就设于东昌，此卫因东昌城内当时有平山而得名。将调陈镛自登州来此担任平山卫指挥使。平山卫指挥使管辖五个千户所，率五千六百人。千户所驻东昌、临清、濮州等地[ 参见明•王命爵 李士登：《万历东昌府志》，卷一三，《兵戎》]。当时的东昌古城还是一座土城，宋淳化三年(992)自巢陵迁来，筑于宋熙宁三年(1070)。经历宋、金、元几百年岁月和战火的洗礼，到明初已经破败不堪。陈镛接管东昌军事之后，遂于洪武五年(1372)始将土城改建为砖城，以抵御北元的反攻。据李廷相《重修东昌府城记略》载：“洪武壬子，守御指挥陈侯镛甃以砖石。周七里有奇，崇尺三十有五，阔杀尺之十有五。为门凡四：东春熙，西清远，南正德，北宣威。城上眺远之楼凡二十有七，前代所谓‘绿云’‘望岳’”二楼在焉。栖卒之舍凡四十有八。每门有水门，有吊桥，有潜洞，有暗门。池深二十尺，广加十尺。盖皆拓旧而新之，迄于今是赖”[ 淸•胡德琳：《乾隆东昌府志》卷十一《建置一》，第2页]。为了严漏报更，瞭敌望远，又于府城中心肇建光岳楼。光岳楼结构谨严，构造科学。外观为四重檐歇山十字脊过街式楼阁，通高约33米。32根金柱穿过楼板，从一层直达三层。面对如此复杂而又庞大的工程，作为军事指挥的陈镛，固然功不可没，时任东昌知府的魏潜不可能置身事外，袖手旁观，他应该是陈镛有力的助手和坚强的后盾。笔者认为，明初东昌府几大工程尤其是在光岳楼的建设上应该将这位东昌知府的名字载之方䇿，给予浓墨重彩的一笔，以垂千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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