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士钊、吴云涛亲笔信展现水城文化名人严谨治学精神

　　聊城市地方史研究会会长范景华教授的家中珍藏着三封李士钊、吴云涛的亲笔信。回想起与两位文化名人的交往,范景华仍感叹他们严谨治学的精神和高尚的人格魅力。

偶现李士钊、吴云涛亲笔信

　　“我整理一本笔记本,无意间发现里面藏着一封吴老的信。”"谈及自己的发现，范景华还激动不已。他长期致力于聊城历史文化研究,对两位先生的高尚品格和治学精神深为敬重。

　　信写于1986年7月12日,一则是为山东名胜楹联学会征稿；二则是向他询问海源阁杨氏大门上的对联。信中，吴云涛先生对他研究海源阁所做的工作深为赞许，并鼓励他为保存地方珍贵文史资料，继续整修汇集。

　　被范景华珍藏的，还有李士钊先生的两封亲笔信。也是因看到范景华发表的关于海源阁的文章。两封信均写于1989年3月,一封是看到范景华发表在《文史知识》上的关于海源阁的文章，李士钊先生发现两处感觉不太准确的地方，写信告诉范景华。信中，指出文章中提到的《嘉佑集》得来的经过。另外讲述了海源阁杨氏宅院在文革前被改建宿舍的经过，还指出封面中引用的海源阁老照片匾额不是原匾。

　　另外一封信，继续解释自己手中的《嘉佑集》是从汉奸省长姨太太手中流散出来，并指出如果没有这样流散出来，这些孤本恐怕永世不得外传，并提到泰安岱庙的镇庙三宝也是这样所得。并告诉范景华，如果想看这部书，可以借阅的地方。信中还显示出李士钊对范景华有关研究海源阁的文章非常关注，信中询问范景华还写过哪些这方面的文章，询问题目和发表处。

　　“两位老先生专为文史细节给我写信。”范景华说，李士钊先生将来龙去脉都为他讲述清楚，令他信服之余，更感佩先生严谨的治学精神。"斯人已去，这些皆已成珍贵文物。"范景华说。

因研究聊城文史与二老结识

　　范景华清楚地记得，第一次与李士钊先生见面，是因1985年到1986年间，著名红学家李希凡来聊城作报告。李士钊先生在台上，范景华在台下听报告。"我认识他，他不认识我。"

　　而和李士钊先生真正相识，是因为范景华在《文史知识》上发表的有关海源阁的文章。1987年秋，李士钊陪同清代藏书名家杨以增后人杨清刚来聊城开会。李士钊先生专门通知他到聊城原新华广场见面。"李士钊先生心直口快，非常健谈。"范景华说，老先生个性张扬，很有脾气，也最厌恶剽窃别人文章。而对此，范景华深以为然，并将此作为自己一生治学的根本原则。

　　此后，由于李士钊先生在聊城的时间不长，而范景华也忙于工作，就再没机会见面。

　　"那个人真是个好人，忠厚老实。"与李士钊先生相比，范景华与吴云涛先生的交往更多一些。与吴云涛先生相识，是在上世纪80年代，当时东昌府区称聊城县，他们同为县政协的文史研究人员，共同参与研究编辑聊城文史资料。"我们在一起开过五六次会。"

　　范景华说，与李士钊先生正好相反，吴云涛先生的性格温和内敛。他至今仍记得自己为买《史记》向吴云涛先生借钱的事儿。当时工资少，一套《史记》10元钱，范景华不舍得买，有一次他看到价格涨到19元了，感觉再不买又涨了，就赶紧买下。可是手头只有10元钱，就向吴云涛借了10元钱。吴云涛先生一生清贫，可买书却毫不吝惜，范景华为买书借钱，他也慷慨相借。"吴老师亲笔写信称赞我写的文章，对我是很大的鼓励。"

古城规划中拟建李士钊纪念馆

　　李士钊、吴云涛两位老先生，是聊城的两位文化名人。李士钊一生波折。作为著名武训研究专家、作家、音乐家、社会活动家,抗战期间他曾参加创办、编辑华北解放区《抗战日报》，积极参加抗日救国战争，聊城失陷后，赴后方参加黄埔军校，因积极鼓动抗战为学校所不容而离校。编著有《武训先生的传记》等。

　　1951年李士钊受《武训传》历史公案株连，他蒙冤三十多年。在被强制劳教中，他依然研究历史，文学，要求创作，宣扬武训精神。1972年，被遣返聊城老家。其间,他撰写了大量文史、党史资料，尤其是收集、整理了大量有关光岳楼等历史资料和文献。他还自费到北京请梁漱溟、郭沫若等名家为聊城文化古迹题写匾额、碑文和楹联百余幅，并无偿送给有关单位。

　　吴云涛是前菜市街人，曾为山东省文史馆馆员、还被《华北新闻》特聘为驻苏州记者，在聊城文化界颇有声誉。一生生活艰辛，却痴心追求地方史、民俗搜集及研究，热衷于保护文物古迹，被誉为"鲁西民俗专家"。用毕生精力留下数百万字、百余卷的手稿。

　　记者了解到，根据古城规划，将拟建李士钊故居(纪念馆)。范景华说，专门为吴云涛建纪念馆的可能性不大，所以他提议，在李士钊纪念馆内，设吴云涛展室，将他为聊城文化建设所作的贡献传播后世。

(原载《齐鲁晚报》，作者杨淑君。转载时有删节。)

附：坊间记旧闻工笔写人生

——追忆吴云涛先生

       吴云涛（1913-2001）先生，山东省文史馆馆员，聊城文化界颇有声誉的民间文人，他在88岁那年的元月10日病逝，至今已经14年了。

       他一生在社会的底层艰辛生活，但他痴心追求地方文史、民俗搜集及研究所达到的水平，与他同时期的本土人没有一个能超越他。

       他是一位永远值得缅怀的前辈，不仅因其学问，还有他那谦逊、善良、宽厚的性情，淡泊名利、奉献社会的自身修养，以及曾以文弱书生之身从戎报国的精神境界。

一生好学：文章报端多 书法史册存

       我是在1993年冬天由叶簪传先生带去拜识吴云涛先生的。吴先生那时已经知道我爱好地方文史，所以虽是初识，却流露出偏爱之情。再次去时，他就赠送了我中堂及对联，并说尽力了，“只能写到这种程度了。”我因先生的器重而感动，此后便经常去老人家里请教。和老人闲聊时，他也时常回忆过去的时光，我对其一生经历便有了大致的了解。

       先生是前菜市街人，七岁入私塾。读过四书后，五经没有读完，仅读了其中三部就因为家庭困难而缀学。一次，他在东关大街路北的旧书摊上看到一部书，一问价格是“一百文”。他回家后，让邻居一位大叔跟他去还价，可是摊主是个奸商，一看小孩又回来了，料想真买，就要价一百二十文，邻居大叔好说歹说，才还到一百一十文。尽管多花了钱，吴先生因为买到了心爱的书还是非常兴奋。

       他在二十岁左右时，一度去天津打工。那时，天津餐饮界为山东风味主宰，百分之七八十都是山东馆子。内分两大帮即“胶东帮”和“鲁西帮”，或称“东路的”“西路的”。鲁西帮就是指聊城、堂邑、阳谷这一带去的，既有经营者，也有厨师，而吴先生是在聊城人开办的饭馆中担任账房先生（类似后来的会记或吧台），负责收支、记帐之类。这时期，他常逛天津大小书店，买了一些古代文学、史学名著，利用业余时间学习。

       1941年，先生去了苏州打工。其间，他利用业余时间采写新闻稿件投给上海《申报》和济南的《华北新闻》。因为先生写的稿子很优秀，《华北新闻》特聘他为驻苏州记者。抗战胜利后，先生连续采写了多篇公审汪伪头目的报道，在报端发表后颇负影响。

       除了采写新闻外，他也写一些故事等稿件。我曾看到一份1950年的《平原日报》，上面有他搜集整理的一篇民间故事。

       七十年代街道办了个标牌厂，先生是其中的骨干。已到花甲之年的他每天在外奔波，跑遍省内各县，到处联系业务。尽管当时很累，每天晚上也要在日记中记录一些所见所闻。

       正因为长期爱读、爱写，他的文笔练就的独有风格，能把许多文雅的词语溶于通俗白话中，使其雅中有俗，俗中富含文采，而语言又非常的流畅、练达。

       先生还喜欢临帖练字，先后临习过多家名帖。中年后，他成为地方著名书法家之一，其书法融合魏碑、柳体、欧体等众家之长，而自成一家。聊城公园内的“赵以政烈士墓”就是他题写的，后来重修清代开国状元傅以渐墓时，他为之书写了碑文。他的书法作品还被收录在《聊城市志》中。

痴心文史：采访是志趣  整理成责任

       上世纪三十年代的一天，他在友人家里见到一部宣统二年版《聊城县志》，一问是从济南某书店购买的，他便专程去济南买来这部书。正是这部书开启了他对聊城地方文史搜集研究的浓厚兴趣。后来，他又购买了《堂邑县志》，借阅过《东昌府志》，对聊城历史有了更全面的了解。

       1952年，先生从苏州返回故里。他参加过手工业合作社；曾在古城楼东大街设摊修理钢笔；曾在邮电局门口给人写信；后入街道工厂工作。那时，先生常在空闲时间走访一些文化前辈和民间老人，如清末中过秀才的李守素、汤士俊，实业家王露庭，老中医李复元等；他曾连续多天去街坊“常大爷”家里听讲陈年琐事，曾去二府街访问耄耋之年的朱先生，还曾走访多位书笔两行的老字号后人等。后来，先生专程去过沙镇、郑家五圣庄、堂邑东南一带村庄，一去就是几天，把武水故城遗址、李太黑抗捐事件、堂邑刻书历史了解的详细而全面。在常年持续不断的采访中，他了解到许多清末民国时期的历史事件、商业经营情况、文化逸闻以及民风流俗。

       在先生手写的资料册中，常有他的言志诗。有一首是这样写的：“民间风俗，历史衍成。地域差异，形式不同。岁月迁变，或绌或兴。及时记载，勿任失踪。乡土文献，地方史乘。稍纵即逝，采辑莫停！”前面几句写出了挖掘整理民俗资料的重要性，后两句就是先生的自我鼓励，可见他对文史和民俗的爱好，已经变成了一种对社会对历史的责任感。

       先生先后用小楷毛笔工笔写就了《东昌旧闻》《聊摄里乘》《聊城民俗趣谈》《龙山杂志》《步云阁杂缀》等上百万字的著作，不少内容曾在多种书刊上登载。1988年，他被吸收为山东省文史馆馆员，1989年被邀请担任《聊城市志》民俗篇主编。后又成为山东省民俗学会会员、省书法协会会员、《齐鲁文史》编委，被人们赞誉为“鲁西民俗专家”“聊城活字典”“布衣大师”。

       一位文史学者这样评价先生的著述和贡献：清末民初以来，尤其是聊城的民国史，缺乏官方志书的详细记载（民国年间两次编写县志都未成书），先生的著作正是有“补正史之不足”的作用。其实，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编辑的地方志，包括一些行业志，基本都有先生提供的资料。在当时的地方文史界，先生的贡献有目共睹、有口皆碑。

人格魅力：与人不相争 柔中见刚强

       据先生生前回忆，抗日战争爆发后，他考入范筑先将军领导的“政治干部学校”第一期。结业后，与同学组成“战地服务团”，奔赴齐河、长清一带协助前方做抗日宣传，也曾上过战场。不久，以这部分人为主力，建立了三十一支队。由原宣传科长管大同担任支队司令，先生被提拔为秘书之一（当时有多位秘书）。

       聊城沦陷后，先生靠做小生意或教私塾维持生计。三年后在苏州谋生时，先生曾在一家客栈当伙计（类似现在的服务员）。有两位地下工作者经常来下店，久而久之，他们与客栈伙计们熟了，也就不再隐瞒自己的身份。一天夜间，鬼子、汉奸突然来店铺检查，说要抓八路。一个汉奸翻看了客人登记册，问负责账房的宁先生，今天住在这里的人是不是都有良民证，能保证没有八路吗？宁先生一时不知如何回答，紧张的额头冒出虚汗来。经历过战场硝烟的吴先生却不惧这种场面，他挺身向前，平静的说：“报告太君，这个记录全是我写的，所有人员都查过了身份证明。有一两位虽然忘记带来证明，但都是客栈老客，和我们都是朋友。太君尽管放心，这里绝对没有八路!”鬼子、汉奸见他说的理直气壮，也就点了点头，走掉了。

       先生是一个性格随和的人，他待人诚恳，说话温和，彬彬有礼，尤其尊重年长者。七十年代初的一天，他去王卷帽村拜访前辈文人周家模（字绍棠）先生，尽管当时吴先生家境困难，还是买了两包点心前去。晚上，他在日记中写道：“尽管囊中羞涩，但礼不可缺也。”先生对于来拜访他的年轻人，从不以长者自居，尤其对于有共同爱好的人，更是视如同年，待如手足，其谦逊的品格令晚辈人难忘。先生送我书法作品时，就曾写“如弟留念”等词，让我无地自容，只能更加尊重这位长我半个世纪的宽厚老人，在他面前绝不敢造次，而是恭敬的“执弟子礼”。

       先生淡泊名利，对文史工作往往是无私奉献。无论区政协文史科、还是区史志办，只要叫他写稿子，从来都是爽快答应，尽力而为，从没有讲过报酬。他发在各种期刊、书籍中的文章，有时署以别人的名字，他说：“我写的较多，署那么多名何用，让别人分担一些名誉吧。”

       先生晚年写过这样一首打油诗：“行年七十八，耳聋眼又瞎，闭门辄思过，静坐且吃茶。披卷阅今古，把笔话桑麻。忘却恩与怨，悠悠度年华。”先生与世无争的思想在诗中流露无遗。

       先生在七十八岁那年患了食道癌，在北京协和医院做了检查治疗。因为住院费较高，他急着回家。此后，他依然每天撰写整理史料。也许是他乐观、淡泊的性情和积极作为的精神压抑了病情发展，癌魔躲了他十年。2000年12月，先生旧病复发，多方医治无效，一个月后与世长辞。一个儒雅的传统文人，一代文化人的师表，连同他对聊城史学、民俗学的贡献，将永垂青史，启迪后学。（作者高文广，原载《聊城日报》）